第02章 新神学的历史根源

第02章
复临教会中新神学的历史根源

很多复临信徒认为，“新神学”是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但是研究过教会历史的人已经发现，“新神学“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成立之初就有已经出现了。（注1）

1844年之后不久，教会中出现了各种狂热主义和奇异的观点。只有上帝的神迹才能带领少数信徒度过1840和1850年代的可怕混乱。在经历了1844年大失望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准备认真研究圣经，以找到威廉·米勒耳（William Miller）在解释《但以理书》第8章中的“二千三百日”之预言时所犯的错误。

大多数人回到了他们从前有名无实的教会。有些人甚至完全放弃了基督教。还有一些人组成了复临派基督教会，这是一个很小的基督徒团体，至今依然存在。他们支持星期日的神圣性，并且没有显著的布道推进。

对于那些研究了圣所信息之真理的人来说，很明显，洁净圣所不是指用火毁灭地球，而是指基督开始了在天上圣所第二层（即至圣所）的职任。很快，这一小群正确解释了2300日预言的信徒们，便聚在一起。他们知道人死就是睡了，他们接受安息日真理的启示，以及上帝的律法与福音的关系。

后来，他们还接受了有关健康改良与真教育的真理启示。但也有了分歧。早在1850年代，现今名为上帝的教会（Church of God[Seventh Day]或第七日上帝的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不认可怀爱伦的先知恩赐,而切断了与上帝子民的关系。这个教派作为一个小教会，今日依然存在。狂热主义也进来了，当时出现了一个运动，类似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地安那州的“圣洁肉体”运动。

在1863年组织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之时，有了更多的争论。但奇妙的是，尽管有这些问题，上帝还是把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但也存在分歧。基督神性的讨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对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是指哪个律法的争论，则占用了很多神学辩论的时间。

另外，北方王到底是由奥斯曼帝国还是教皇权构成，这个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争论。同时，但以理书8章11是指异教罗马还是指罗马教皇权，这个问题也造成了不和。甚至像欧洲分割成的十个区域包括匈奴还是阿拉曼尼这样无关紧要的问题也成了争论的焦点。但尽管时常会激烈的争论与分歧，上帝还是建立了祂强有力的教会，人们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仰的支柱和基本原则上，得以联合。

然而，团结并非没有来自内部的不断挑战。达德利·坎瑞特（Dudley M. Canright）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早期最有能力的演说家和领袖之一，他的背道，使之成为“新神学”代表。坎瑞特虽然深受怀雅各和怀师母的喜爱，但他对真理的信心却是来回摇摆。到1880年代，他已经彻底背道，再也没有行在光中。并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最有力的反对者。

他一再地写文章反对圣所信息，并在其神学中极力赞同奥古斯丁的许多教义。甚至今日，你仍能发现他反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理的书藉广泛散布于美国及世界其它地方的神学院图书馆中。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有别的人出挑战信仰的统一。在这些人当中，最突出的一位是奥尔宾·巴林格（Albion F.Ballinger）。他曾到英国作传教士，但在1905年返回美国后，便开始坚决地否认圣所信息，并传播一种唯独称义的福音。毫无疑问，他是安息日会中异端邪说的先驱，其邪说严重地破坏了今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路易斯·康拉迪（Louis R. Conradi），与巴林格是同时代的人，他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先期最有影响力的“新神学”倡导者之一。康拉迪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德国青年，在1870年代接受了复临信仰。然而，有证据表明：鉴于怀爱伦支持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瓦格纳（E.J Waggoner）和琼斯（A.T Jones）的所传的因信称义之信息，他对预言之灵失去了信心。此后便成为预言之灵一贯的批评者。并且，尽管他在教会中担任着广泛的领袖职责，却从未完全支持我们教会所持有的核心真理。

康拉迪一度去俄国乌克兰地区的庞大德语社区作传教士。后来又被任命为欧洲分会会长，在那里，他几乎一手扼杀了预言之灵的全部信息。他拒绝让预言之灵的原稿翻译成德文，而且对于许多欧洲安息日复临信徒对预言之灵漠不关心或否定的态度，此人可能要比其他任何人都负有更大责任。他不相信圣所信息，也不相信人能胜过罪恶。他相信一种“唯独称义”的神学。

正是康拉迪把很多的欧洲教会的教友，引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服役中，结果促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改革派脱离了教会组织。由于其影响在欧洲越来越成问题，1920年前后，他被召回总会，成为一名部门秘书。但是在那里，他的神学观点变得更加明显，以致最终被总会会长威廉·司派克（William Spicer）长老的领导下，他被从总会开除职务。1932年，他在76岁时离开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成为一名第七日浸信会的牧师。

但是，在此期间，康拉迪四处旅行，试图影响许多杰出的本会领袖加入他的叛教行列。有一次，已故的罗伊·艾伦·安德森（Roy Allan Anderson）长老——前的总会布道协会秘书告诉科林，1930年代，当他在英国布道时，康拉迪曾试图让其加入他的叛教。在1920年代，康拉底成功地影响了另外一位澳大利亚人——威廉·弗莱彻（William W. Fletcher）牧师。弗莱彻当时是南亚分会的会长。

回到澳大利亚后，弗莱彻成了澳大利西亚[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西南太平洋诸岛屿]神学院——现在的阿温德学院（Avondale College）——圣经系主任。在这里，他开始教授一种新的神学，与四五十年之后的福特博士所教授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当时澳大利西亚联合会会长，查尔斯·沃森（Charles H. Watson）牧师感到震惊，于是派弗莱彻去到总会，在那里，他有几周时间同十六七位教会领袖组成的小组进行对话，其中包括总会会长司派克。这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弗莱彻牧师最终被解除了教会职务。

根据阿瑟尔·派珀（Athol Piper）博士的第一手报告，弗莱彻的书桌抽屉里，装满了普利茅斯兄弟会（Plymouth Brethren）的著作，而普利茅斯兄弟会的教义，有很多与“新神学”相同。派珀博士是已故的艾伯特·派珀（Albert H.Piper）牧师的儿子，在弗莱彻被解职后，派泊负起了以代理的身份接管澳大利西亚神学院宗教系的艰巨职责。

几年前，科林曾读过弗莱彻的书，写于他叛教以后，名字是《我信仰的理由》。他的神学与德斯蒙德·福特的神学之间显著的相似之处不可忽视。1976年，拉塞尔(Russell)与亚瑟·耐特(Arthur Knight)牧师在一起时，亚瑟·耐特牧师已经打印出弗莱彻牧师大约50年前为自己观点所作的答辩。耐特牧师同拉塞尔分享了那些材料。而那些材料则充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弗莱彻牧师已经接受了许多奥古斯丁的谬论。

不出所料，弗莱彻影响并未随着他的被解职而终止。其影响在1950年代再次被证实。那时，一位杰出的会长，罗伯特·格瑞夫（Robert Greive）牧师，他曾后果任南昆士兰区会会长，同时也是北新西兰区会会长。他影响了许多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其中有些人是1950年代初期阿温德学院的优秀学生，他们赞成奥古斯丁的许多教义，并全都离开了安息日会。

把德斯蒙德·福特的背道与这些早先的叛教者完全地联系起来，这也许是不公平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在当时，我们在华盛特警的神学院，在教授一些奥古斯丁的异端。早在1947年，已经有至少一位教师被指出其教授基督未堕落的本性，这是“新神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请看本书第5章）

到了1950年代，这所神学院里的一些教师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有人在教授“新神学”，而是因着有人在教授“高等评经”（一种以人的眼光来评判圣经并作出取舍的解经法）。然而不久，这些教授高级评经的人，被一些已经接受了奥古斯丁神学思想的人所取代。因为后者似乎很是强调以基督为中心，又在表面上特别高举圣经神学，于是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甚至被认为是对之前那些人所教授危险内容的纠正者。然而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看明，这些人所持神学观点的真正本质。原来，这只是以谬论取代了谬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德斯蒙德·福特博士进入当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这所神学院，并在那里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之后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初，福特博士回到澳大利亚，担任埃文代尔学院神学系主任。正是在这个时候，罗伯特·布林斯米德的影响在澳大利亚受到了强烈的影响。领导层尽其所能对抗他在保守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中迅速增长的影响力。他们很快发现德斯蒙德·福特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可以反驳布林斯米德的神学。事实上，在当时，布林斯米德的所有观点几乎都忠实于基本的、健全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义。然而，随着60年代的发展，他越来越强调奥古斯丁的原罪概念，并在封印时抹掉无意识的罪，这使他最容易受到福音新教神学的攻击。这就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转变方向的原因。

在1950年代末，德斯蒙德·福特博士入了这所神学院，那时位于华盛顿特区，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之后他在密歇根州大学继续获取他的博士学位。在1960年代初福特博士返回澳大利亚，在阿温德学院主管神学系。那时，澳大利亚正受到罗伯特·布林斯米德（Robert Brinsmead）的强烈冲击。教会的领导层想尽一切所能，去回击此人在保守派复临信徒中迅速增长的影响。很快，他们发现德斯蒙德·福特是一个反击布林斯米德神学的最佳人选。事实上，在当时，布林斯米德的所有观点几乎都忠实于基本的、健全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义。然而，到了60年代，他越来越强调奥古斯丁的原罪论，以及在盖印时无意识的罪会被涂抹，这使他很容易受到福音派新教神学的影响，这就他在1970年代初转变了神学方向的原因。

很难说福特博士是否欣赏自己捍卫教会而反对布林斯米德的角色，因为他们都曾在阿温德学院任教，并且关系友好。正是为福特博士在捍卫教会，所以很少有人关心他自己公开宣扬的阴险神学，人们也没有察觉到他在阿温德学院给学生们讲授的危险教义。

然而，到了1965年，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发生了。五名从阿温德学院来参加维多利亚区会帐棚大会的实习生，起来反对圣所信息。而当时的主讲人，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教会史上最杰出、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乔治·伯恩赛德（George Burnside）牧师。出于担忧，伯恩赛德牧师，加上区会会长利奥·罗斯（Leo Rose）牧师，以及澳大利亚联合会会长约翰·基思（John Keith）牧师，他们向分会报告了这件事。直至此时，分会的领导层、学院的领导层都还不认为福特博士的神学中存在任何问题，而这些实习生已经证明，他们反对圣所信息的根源正是福特博士。毫无疑问，福特博士在维护教会、反对罗伯特·布林斯米德的观点的关键作用，怂恿了澳大利亚教会的领导层忽视其神学上错误观点。

在1970年代初，当罗伯特·布林斯米德受到福音派运动的直接影响时，他的神学越来越披上了福音派神学的外衣。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微小的差异，但是在那时，他的神学基础是和福特博士神学观点非常接近的。

我们的观点是，对福特博士影响最大的，不仅仅是神学院，还因为他热衷于阅读苏格兰著名传教士的布道材料。他经常使用这些作为自己讲道的基础。苏格兰教会的教友所编写的这些讲道材料，为深埋于加尔文主义教导中的奥古斯丁神学作了见证。毫无疑问，这些奥古斯丁教义被并入了福特博士的教导之中。

在1970年代早期，福特博士旅行至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而且在那里，他曾在布鲁斯（F.F.Bruce）门下学习，他是一位很有声誉的教授，也是一位普利茅斯兄弟会的信徒。（普利茅斯兄弟会在19世纪由约翰`达尔比(John Darby)创立，其教义深深植根于奥古斯丁的神学和耶稣会将来派的预言解释。）

在16年的时间里，福特博士塑造了澳大利西亚分会（现在的南太平洋分会）的神学。他的神学生中，很少有人能够辨明其教训中的错谬。魅力四射的个性，才华横溢的演讲，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让学生们很难不被他的神学概念所迷惑。问题在激增，不久，福特博士及其学生的布道，很快影响了那些在南太平洋分会各所院校任教的神学教师们。孩子们在学校里被教授这些新观点，教友们每周也从他们的讲台上听到这些观点。与此同时，圣经的学习却在衰退，在这些假牧人似是而非的讲论面前，大量信徒成了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

但是我们必须赶紧补充一点：“新神学”并非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洲。实际上，康拉迪对整个欧洲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致可能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没有受到这种偏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仰的影响。在非洲和亚洲也类似，由于一些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传教士的教导，也因着一些曾在西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院学习过的本国人的教导，现在“新神学”在惊人地传播。虽然在拉丁美洲所见到的不是那么激烈，但是仍然已经发现了它进入该地区的路径。迅速地，它正在把很多安息日复临信徒陷在网罗之中。说到这里，我们想要向我们学校和学院里的忠实教师们致敬，他们一直在战斗，并要继续英勇于在上帝的教会中反对“新神学”的入侵。

新神学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被撒但用来试图破坏上帝的余民教会。我们相信怀爱伦的证言：撒但将不会成功，但不幸的是，一大批上帝的子民将因为接受这种非圣经的神学并而丧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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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关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新神学的历史细节，请阅读由本书同一作者所著《受到挑战的复临教义》卷一和卷二，（Adventism Challenged, vols. 1 and 2）。